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是什么?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一个总体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也就是2021年，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十九大提出的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的两阶段安排:第一个阶段是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见，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全面小康的要求；2035年两个“基本实现”之间的关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要求。因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是各方面制度成熟化、定型化；制度成熟化、定型化才能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这也是从现在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分三个阶段走向“强起来”进程的必然要求。(观点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贾晋京)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完善公共服务管理体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备十多个显著优势，其中特别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国家制度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核心竞争力和突出优势特征。四中全会提出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这需要加强一系列长效机制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要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而加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建设则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比如要实现住有所居就不仅要做好土地供给、住房建设等系列制度安排，还要妥善解决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从现代财税体制建设等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国家治理体系高度来建设好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观点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刘英)
把握“先行示范区”科学内涵 续写改革创新发展新篇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需要继续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但是“先行”不能仅仅停留于当改革的“试验场”、为改革探路，还要致力于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全国典范”，不仅要破、要闯，更要立、要总结和推广。从大的视野与格局来看，深圳今后对标参考的对象是世界一流城市，要示范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国内内陆城市，还要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经济发展和治理提供示范。这是更高的站位，更高的要求。“先行示范区”要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深圳要在实践和理论上率先回答好解决好“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建设“先行示范区”是一个既要顶层设计又要主动作为的渐进过程。“先行示范区”，既要先行，又要示范。先行是示范的前提，但不是所有先行，都能成为示范。比如，深圳靠吸引外资搞加工制造业起家，慢慢发展到今天靠自主创新的高新科技产业，这个成长路径很成功，但是内地城市很难复制，因为在空间上其他城市未必具备深圳的区位优势。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的“示范”，既要求先行、成功，还要求能推广、能复制。示范的内容正如示范的对象一样，也是有层次的，大致包括:具体做法层面的示范，制度层面的示范等。相反，全面开花，面面俱到，样样率先，事事示范，是不切实际的。(观点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视野大格局大趋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首席专家 轩传树)
当前中国经济问题必须强化世界视角
目前，OECD、ECB、IMF、WB以及贸发会、亚行相继出版全年世界的宏观报告和明年的展望报告，达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共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较去年下滑0.6个百分点；对中国目前经济形势形成一个共识，今年中国经济的下滑幅度在0.4个百分点。这就表明，中国经济的下滑不仅仅是因为内部因素导致的，而是全球经济普遍面临的下行压力；所以，这一轮衰退已经出现全球同步性的回落，而全球同步性衰落呈现出一个重大的结构性分化趋势，即制造业很萧条，但服务业目前还很坚挺，尤其是中国。而制造业萧条带来的第一个现象是投资品萧条，第二个是汽车业萧条。我们政策发力的方向在哪儿?第一是汇率政策变得至关重要，第二是货币政策。在全球形成同步萧条，同步货币宽松，货币政策应该从稳健向适度宽松明确转变，而不是羞羞答答地转变，因为这对我们预期的调整，对于我们把一些调整成本让其他国家分担而言，是个很重要的抓手。所以，要增加世界眼光来理解中国目前的下滑。(观点来源: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人大重阳执行理事 刘元春)
融通共赢之路 推动开放大门
首届进博会以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金融开放举措。从金融开放的动因来看，中共十九大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论述，在对外金融领域提出了新时代全面提升金融开放水平的发展目标。需要看到，中国主动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就是因为金融开放有助于引入竞争，为国内金融业发展提供新的动能，通过竞争带来优化和繁荣。此外，实施主动金融开放还有助于增加外资的利用、有助于引入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助于增加市场参与主体、有助于完善金融市场结构。在实践中，金融开放将深刻影响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首先，金融开放将大幅度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开放水平。金融开放构成了经济开放的重点和难点内容，这是因为经济开放的风险高度集中于金融开放，而金融开放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其次，中国金融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实现资本项目开放，而资本项目开放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第三，金融开放将给中国金融行业格局带来深远的影响。对外资而言，中国金融开放创造了巨大商机，高盛、摩根大通和花旗纷纷宣布将加大投资中国的力度，一场外资抢滩中国金融市场的盛宴正在拉开序幕。(观点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货币研究中心主任 周宇)
构建“三治融合”基层治理体系
上海基层治理工作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经验就是，在各村居普遍建立基层自治公约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成效。基层自治公约是社区成员经过合法程序达成的治理共识。诸如社区自治章程、居民自治公约、乡规民约等，都属于公约形式。经由居民自治、多元参与和民主协商程序而制定的基层自治公约，其本身就蕴含丰富的法治精神，成为社区居民共同遵循的社会规范。同时，基层自治公约尊重地方性知识，弘扬地方优良文化和公序良俗，并通过道德共识和舆论压力的机制，达到了德治的治理效果，从而促进了“软法”与“硬法”的结合。构建有效运行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上海基层自治公约的实践经验，为此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借鉴。(观点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李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