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2月21日电（经济分析师周韫丽）在对经济增长的担忧有所消退后，气候变化问题又重回公众视野。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调研结果，分别有64%、52%的受访者认为环境、气候变化问题应该获得政策制定中的最高优先级。环境与气候问题的公众关注度与经济（67%）相匹敌，这是该组织开展调研近20年来的第一次。
虽然绿色经济转型的蓝图规划、财政支出和法规制定是政府和立法部门的职责，但有迹象表明，政客同时希望得到来自金融领域的支持，比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Dombrovskis正在考虑放松欧盟银行业监管以刺激绿色投资。而近年来，气候问题在央行行长间的讨论热度也在上升。
一、央行对气候问题的关注渐增
2015年9月，英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在伦敦劳合社发表主题为“气候变化与金融稳定”的讲话，呼吁“建立一致、可比、可靠和明晰的针对不同资产碳排放强度的披露体系”，被认为是央行针对气候和环境问题发声的先例。在那之前，央行行长们几乎不对环境问题多作评论。
2017年12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一个地球”峰会上，由卡尼带头发起，8家央行和监管机构宣布共同成立“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etwork of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NGFS），旨在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加强金融系统风险防控和为绿色、低碳投资项目调配资金的能力。目前该组织已经发展至包括中国在内的55个成员和12个观察员。最新消息是，虽然卡尼尚没有利用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打算，但英央行正计划在对英国各大银行的年度压力测试中加入有关全球变暖和环保政策的考量。
无独有偶，意图以央行力量介入低碳社会转型的还有欧央行行长拉加德。与其前任德拉吉尽量回避的态度不同，自去年11月走马上任伊始，拉加德便一直致力于将气候变化纳入欧央行政策目标评估的范围，未来甚至可能将在货币政策中整合这一因素。关于气候问题的论述几乎成为她发言的标志性观点，在去年欧洲议会听证会上，拉加德表示应将“环境保护作为欧央行职责认知的核心”；而在今年2月的听证会上，她的发言中有9次提及“气候”，而一贯最受关注“通胀”却仅有1次。
不过，并非所有央行都支持将金融政策与环保结合的做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去年11月的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上也曾探讨过气候变化与央行政策的话题。然而一如既往地，因为并不在美联储的职责范围之内，他避免对此进行过多评论：“气候变化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不是美联储的主要问题……我们不会成为决定公众反应的角色，这是民选政客而不是我们的课题”。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Jens Weidmann）则表示，他对任何试图令央行政策偏向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尝试均持“批判性的态度”，例如支持央行在量化宽松中购买绿色债券，并称这有违央行独立性。出乎意料地，在这个问题上意大利央行行长Ignazio Visco与魏德曼站在了同一立场上。
二、对于气候变化，央行能做什么
气候与天气变化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保险负债增加以及金融资产价格冲击上。气候变化导致更频繁的风暴、洪水、野火和干旱，造成基础设施被破坏、农业损失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企业业务的中断扰乱生产、供应链和进出口秩序，房地产、设备等资本品价格下跌影响偿付能力和抵押品价值，提升银行贷款坏账率，而高额灾害赔付对保险公司负债和盈利状况形成压力。金融主体经营状况恶化，进而威胁金融系统稳定性。
总体来说，气候变化会推升通胀、抑制增长，但绿色转型的成本高昂。欧洲投资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美国和欧洲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投资额度分别为GDP的3.3%、1.3%和1.2%。粗略计算，如果欧盟想要达到绿色转型的目标，需每年投入1800亿至2900亿欧元，这要求企业自身消化叠加财政大力支持。转型的融资需求盘活了绿色债券市场，自十余年前世界银行与欧洲投资银行创新了“绿色债券”概念，2008年-2018年间，全球政府与机构发行的绿色债券总价达7000亿欧元。绿色债券通常提供与传统债券相当的收益率，不过在某些细分市场，因投资者受到投资种类的限制，发行方能以更低的利率发行绿色债券。
因为有严苛的法律限制，央行在这方面能做的比较有限。在美联储看来，虽然气候变化引发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与其双重目标多有重叠，但它无法积极地利用货币政策促进低碳经济转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工具涵盖短期利率工具和资产负债表工具两大类，前者不具备特殊性，任何类型企业适用的短期无风险利率是相同的；对于后者，的确有学者建议美联储购买低碳企业债券，但这违背法律，目前美联储只能购买政府或政府机构发行的债券。
欧央行则没有这样的顾虑。2016年6月，作为资产购买计划（Asset Purchase Programme,APP）的补充，欧央行启动了企业部门资产购买计划（Corporate Sector Purchase Programme,CSPP）和公共部门资产购买计划（Public Sector Purchase Programme），并且在这两项计划下购买绿色债券。从职责范围来说，比起美联储，欧央行除了通胀、就业之外还有其他目标，包括维持金融稳定性，这令欧央行在货币政策中贯彻“绿色”概念成为可能。
考虑到拉加德对气候问题之重视，我们认为未来欧央行资产购买计划中的目标资产偏好很有可能因环保理念受到影响。激进环保人士已经开始对拉加德施压，在一封由150余名由学者、经济学家、贸易同盟和环保人士联名致拉加德的公开信中，致信人称“对欧央行仍然大量买入碳密集和化石燃油相关行业的公司资产表示震惊”，并要求后者即刻将碳密集型资产从欧央行的投资组合剥离，而不是等待欧盟委员会通过调查评估，对“绿色资产”进行分类和准确定义后才这么做。然而，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这些评估是有必要的。即便是碳排放不高的金融公司也有可能面临基于气候风险的信用损失，例如与碳密集行业的资金往来，或者拥有以沿海地区房产为抵押的贷款索赔权等。在不经过政策评估的情况下“一刀切”，反而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有违央行初衷。
因此，在评估完成前各央行还是偏向比较保守的做法，从绿色金融的基础建设和培养金融机构环保意识的角度切入。2019年4月，英央行行长马克•卡尼、法国央行行长François Villeroy de Galhau、NGFS主席Frank Elderson联合署名发表“与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公开信”，呼吁央行与监管机构采取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将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监测纳入日常工作、金融稳定监测和风险管理之内；二是鼓励央行在自身资产组合管理中贯穿可持续的概念；三是弥补数据空白，加强对气候相关风险的评估；四是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分享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信息。
气候治理穿越经济与政治周期，并非一蹴而就。一项货币政策的有效期仅2-3年，维护金融稳定性方面的政策有效期可能更长一些，但也受信贷周期的制约，大约为10年左右。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需要持之以恒长达几十年的努力，并非拉加德或者卡尼在其任期内能够完成。不过，“绿色”话题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特斯拉夸张的估值绝不仅仅基于“科技公司”这么简单，绿色债券发行量成倍的增长速度也可表明各地经济转型的决心。当然，央行政策不应偏离保留独立性和维稳金融系统的初衷，因为在全球低利率的背景下，“绿色”资产也容易滋生泡沫以致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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