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4月10日电（经济分析师郭桢 蔡翔宇）在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之时，按下“暂停键”的国内消费渐渐重启。在防控措施到位前提下，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生活服务业正常经营。海外疫情仍在蔓延，外贸形势严峻。经济秩序尽快恢复良性运转，务必要从扩大社会总需求着手，带动总产出的恢复，增加就业，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正向循环。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其中“公共消费”一词，乃近几年高层会议首次被提出，足见对扩大内需的重视，内需也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一、外贸形势严峻
当前，我国新冠疫情已逐步缓解，经济活动正缓慢复苏，主要能源行业的煤炭日消耗量已恢复至平日的80%，房地产销售在3月恢复至平日的60%，而汽车销量也回归至平日的50%。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出口，3月以来，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我国外贸形势日益严峻，外部需求下滑构成下一阶段我国经济的主要挑战。
但是，受疫情的影响和冲击，全世界部分国家和美国主要各州都开始采取封城等类似措施。全球经济陷入了严重不振，供应链大范围断裂，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无论是生产企业还是经营企业，纷纷采取停业裁员等措施，外贸几乎陷入停顿。全球金融市场环境也陷入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紧张状态，市场对信贷和流动性的担忧水平大幅上升。据德意志银行测算，受到封城等措施影响，全球经济生产活动比正常水平下降15%-30%，假设伴随疫情好转一个月后恢复，二季度欧洲和美国GDP可能环比下降10%。欧洲疫情肆虐，封城等措施有可能在欧洲大陆内进一步扩大范围，受此影响，欧洲经济体可能在一季度下降4%-6%，二季度下降10%-25%。
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三驾马车”中的外贸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显然是很难实现的。今年我国外贸出口工作面临很大考验并承受较重负担。不少外贸企业和生产出口型产品为主的生产商都失去了订单，或者订单无法如期实现。特别是那些需要依赖进口部件的加工企业，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困难，需要等待国外疫情防控的结果。即便疫情得到控制，提供部件的国外企业，也有一个恢复的过程，预计恢复时间最短3-6个月，对这类企业来说面临着现金流危机、债务危机，甚至倒闭的风险。
为应对外需下降只有将重点放在扩大内需上，短期内让外贸企业从外销转成内销，但内销是否有足够的市场承受能力，需要企业加大对市场调研和开拓力度。依赖进口零部件的加工企业，也必须加强技术创新，研究能否采用国产部件来替代国外部件。
二、扩大总需求主要是提振消费
1、一季度经济形势总体并不乐观
虽然我国复产复工进度良好，但受疫情影响，诸多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处于仍停摆或半停摆状态，需求大幅减少导致生产不足、就业减少、收入下滑，进而又令居民消费被抑制。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2130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23.7%，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约30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家电、建筑装饰等大件消费降幅均在30%以上，餐饮收入大幅下降43.1%；限额以上住宿业客房收入下降近50%。3月份最新数据目前尚未公布，但因疫情影响可能比1-2月数据更加不好。预计二季度虽然国内疫情有效控制和生产生活快速恢复，但受全球疫情大流行和欧美经济深度衰退影响，二季度GDP增速可能是降幅收窄的低增长或负增长。
2、政策层面释放大量资金 为扩内需提供保障
政府高度重视疫情对我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冲击，以大规模财政宽松政策来应对经济下行与失业压力，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维持货币市场稳定，配合宽松财政政策的实施。实行积极货币财政政策为内需的扩大和效应释放提供制度保障。不久前的政治局工作会议明确适度调整赤字率和发行特别国债。通过计算可知，如果把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3%提高到4%，GDP的一个点大概9千-1万亿人民币；发行特别国债的规模提高到2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此前市场大概是2.5-3万亿，未来提高到4万亿到5万亿，增加2万亿。三项总计约5万亿人民币左右的资金，而2019年我国GDP总额是90万亿左右，这就意味着占到GDP总额的3%-4%。通过上述计算可以看出，政治局会议决定释放约5万亿元人民币资金的额度。
3、财政金融出台组合拳
今年以来，央行实行了一次全面降准、两次定向降准，同时还通过LPR利率调降、逆回购搭配MLF等工具，全面释放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有效刺激投资和生产，并着重施力于中小微企业，激活经济基层单位的生产活力，以此维持社会成员就业、保证生产生活的正常循环，为满足内需提供源头保障。
财政部实施了减税降费、允许企业推迟缴纳住房公积金、缴纳社保等系列财政措施，从企业端着手，减轻企业负担，释放生产、科研活力，从生产生活产品的生产端入手提供制度供给和保障，保持和扩大生产资料消费与生活消费的需求，通过重启特别国债，加快发行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措施，以稳投资，辅助扩内需。
4、提振消费 拉动需求增长
经济秩序尽快恢复良性运转，务必要从扩大社会总需求着手，带动总产出的恢复，增加就业，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正向循环。经济运行是一个从需求—生产—就业—收入再到需求的循环链条。一般而言，社会总需求包括居民消费者购买、企业购买、政府购买和出口。目前来看，因境外疫情不断扩散且未见扭转趋势，外贸出口下降难以避免，企业购买又与居民购买、政府购买息息相关。所以，扩大总需求的着力点在于居民消费和公共消费。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消费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作用。1979年至2019年这4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作用不难看出，消费始终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40年间，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9%、38%和3%，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平均为5.4、3.9和0.2个百分点。从近阶段的经济增长来看，消费同样是稳定器和压舱石。2012年到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超过投资，消费贡献率在47%-76%之间，投资贡献率在32%-55%之间，两者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8.9%和41.5%，消费拉动作用为3.5-5.0个百分点，投资拉动作用为1.9-4.3个百分点，两者平均拉动作用分别为4.1个百分点和2.9个百分点。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中央政策精神的贯彻落实，我国强大的国内市场优势得到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将继续保持基础性作用，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高质量发展趋势不会改变。国内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复苏经济成为下一场硬仗。让消费者有信心消费和有能力消费。千方百计稳定就业，做好保障工作，促进居民增收，为消费扩大打好基础。平均消费倾向随着收入增加而递减，中低收入者对收入的增加更加敏感，平均消费倾向更高，要促进消费，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比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更加有效。因此，要重点保障农民、中小微企业就业人员等中低收入群体的就业，充分利用税收手段调节个人收入，缩小收入差距。
三、拉动居民消费发钱好还是发券好
近期，为应对疫情拉动消费，国外一些国家采取了直接给居民发现金的办法。比如意大利向国民发放了250亿欧元；美国启动了5000亿美元的紧急救援计划，四口之家至少可以领到3000美金；加拿大向失业的人员每人每月发放2000加元，相当于1万多人民币；英国的补贴力度最大，直接额外补贴居民工资的80%。
而我国没有采取直接发钱的措施，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区共30多座城市，相继推出消费券等鼓励措施，涵盖餐饮、文旅、住宿、体育、汽车、家电等生活消费服务众多方面。例如江苏南京向居民发放3.18亿元的消费券，安徽向居民提供了1亿元的电器产品消费券，郑州向市民发放超过4亿元的消费券，杭州通过支付宝向身在杭州的居民提供16.8亿元的代金券。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3月31日，各地出台的消费券累计已经达到115亿元。
其实，无论发钱还是发券，目的都是拉动需求、提振信心、刺激消费，尽快的打通生产、消费、就业的正向循环。我国之所以采取发消费券方式，与国情有关。中国人习惯储蓄，如果发钱，大部分人会选择把钱存起来，对于刺激经济没有任何帮助的。而消费券是政府通过定向的消费补贴，目的是促使消费者走出家门、走进商铺，把钱花出去，借此刺激社会消费。当前需要一些适当的刺激政策来促进消费，以回补因疫情影响而受到遏制的消费需求，从而加快消费恢复速度。
各地政府联合互联网平台、商家一起举办惠民活动，为疫情后期提振消费提供了一种新的创新实践。据美团数据显示，全国生活服务业商户复工率已达77.4%，全国餐饮商户复工率达到83.0%，但消费复苏率与商户复工率之间，仍存在较大剪刀差。消费券不能变成现金券，目的在于激发消费欲望，所以必须具备带动消费的乘数效应，政府的钱应该尽可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带动作用，实现政府补一点，平台贴一点，商家让一点，带动消费多一点的效果。一些支付平台覆盖面广，核销方便，在发放消费券方面比较便利，发放成本也大大降低，并在数据的统计、收集分析方面有助力，可为后续正常调整提供依据。但缺点在在联动商户方面能力相对较弱，要把政府的钱花出更大的效果，要注意发挥那些和商户联系紧密、具有丰富消费场景，对消费者有较强指引的平台的作用。平台和平台之间也可加强联动，形成叠加。消费券的乘数效益已经显现，以杭州为例，截至3月30日17时，杭州市消费券已经兑付政府补贴3780万元，带动居民消费5.96亿元，达到近16倍。当然，消费券只是短期刺激工具，对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可能还需要实行一套“组合拳”。
恢复经济首先要扩大内需.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