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研报】跨国企业将撤出?全球供应链短期内与中国“脱钩”不现实

新华财经北京4月29日电(记者刘立 王中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迫使世界各地的工厂减产或停产。这种减产状况正在扰乱全球供应链。部分别有用心的欧美政客借疫情危机以“维护经济主权”或者“保证供应链多样性”等理由,纷纷抛出“跨国企业应从中国撤出”“供应链与中国脱钩”等论调。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供应链不仅无法与中国“脱钩”,甚而因为疫情可能在某些方面会连接得更紧。

一、对两条新闻的误读引发“外资企业撤出中国”担忧

4月上旬两条新闻报道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其一,安倍晋三4月7日主持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紧急经济对策”,其中2435亿日元(约22亿美元)用于支持日本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生产据点回归日本国内,或者转移到东南亚国家去,这笔钱主要用于日本企业建厂房和购买设备的补助之用。其二,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美国时间4月9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一种可能吸引美国企业从中国回流的政策是:政府允许企业将搬家成本百分之百费用化。这两条新闻受到了持续地广泛关注,“以美日为首的跨国企业撤离中国”论一时甚嚣尘上,“搬迁、撤企、断链、脱钩……”成海内外媒体的重点关注词。

部分媒体有关这两条新闻的报道内容并不十分确切,公众对这两条新闻存在一定的误读。日本政府的完整表述是“对于某一国依存度高的制成品和零部件生产回归日本国内,以及对向东南亚分散生产基地,谋求产地多元化的企业,日本政府将对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2/3的(搬迁)补助,大企业提供1/2的(搬迁)补助”。该文件条款并未出现单独针对中国的表述,而仅仅是对日本跨国企业的一个方向性建议,并没有强制力。日本企业是否搬迁在中国的工厂,取决于自身决策。有日本企业界人士表示,日本企业是否撤出中国,并不会因为近日出台了补助政策而有明显变化。补助政策的目的在于刺激经济,帮助企业维持活力,分散供应链风险,而非撤出中国。

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应允许企业将从中国迁回美国所发生的所有成本,在当年进行100%的“费用化处理”,即减免这类企业部分税收。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美国政要在讲话中使用的是虚拟语气,这些意见都只是设想与建议,且美国政府也尚未正式出台相关政策。特朗普政府内部分要员的“脱钩论”在本国也受到了批评。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戈德曼发表文章称,美国承担不起中美两国经济完全脱钩的代价。突然开始流行的中美两国经济完全脱钩的想法不是政策,而是使性子。美国《国会山报》发表的文章认为,将生产链等从中国转移走,最起码也是困难重重、代价高昂的事。显然,闭关自守不符合美国或美国民众的利益。

二、诸多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

随着中国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后实现全面的复工复产,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不仅没有因为短期外部冲击而改变,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强化——这是多方面优势共同发挥所起到的作用。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回应有关“日美企业撤出中国”的提问时表示,经济发展有其内在规律,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是各国企业多年来共同努力、共同选择的结果,是各经济体要素成本、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也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能够随意改变的。

从多个维度着眼分析,诸多优势决定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全球供应链短期内与中国“脱钩”并不现实:一、完备的工业体系。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占据世界第一。二、良好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较上年提升15位。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也是全世界大企业中国建立工厂的重要考量。三、高素质且相对价廉的劳动力。中国庞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是成就中国世界工厂的重要因素。2019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8.964亿人,仍然是全球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从1999年大学扩招到2019年,中国受高等教育群体的规模已超过1亿人,预计到2030年能够达到2亿,这个规模仍然是世界第一。高素质人口也是跨国企业青睐中国的因素之一。四、良好的基础设施。中国高铁规模世界第一,高铁营运里程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高速公路规模世界第一,达14.26万公里;世界十大港中,中国占了七个。2018年中国物流绩效指数在全球排名第26名,优于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此外,中国持续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从修订外贸法规、取消贸易经营权限制、削减关税,到开放服务市场、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等,中国不断进行制度改革,积极融入世界贸易体系。

三、多重因素决定了跨国企业不会轻易撤出中国

事实表明,跨国企业撤出中国并未大规模出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发言人袁达回应有关“日美企业撤出中国”的提问时表示,随着中国迅速控制疫情、全面推进复工复产,外资基本盘总体上是稳定的,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经营逐步走向正常,订单完成情况不断好转,外国投资者信心逐步增强,一批外资新项目即将落地,这充分说明中国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坚韧性。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等商会机构近期所做的调查显示,3月份以来,在华美资、日资企业生产经营趋于好转,投资意愿比2月份明显增强,考虑调整产业布局的企业数量很少。

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也从另一角度印证了这一观点。该报告指出,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我们跟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交流较多,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全球衰退阴霾无人愿投。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原有的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不乏薄弱环节,因此未来一段时间跨国企业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新资本开支。我们的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中国庞大的市场空间也意味着跨国企业不会轻易撤出。改革开放以后,跨国企业云集中国,一方面是源于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成本洼地,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市场待发掘。时至今日,中国市场空间不断释放和扩大。2019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8.0%。如此庞大的市场和消费潜力,是任何跨国企业都不愿轻易放弃的。

跨国企业深知脱离中国重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大多不具有建立独立产业链的能力,而欧美发达国家,想要在短时间内重构产业链、供应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过去的几十年中,发达国家一直实行去工业的政策,大力发展虚拟经济。现在这一进程基本已经完成。发达国家如果要重新恢复制造业,形成独立的产业链体系,将面临着多方面的困难。我们仅分析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就会发现,发达国家去工业化导致年轻人去从事了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制造业缺乏年轻的工程师、工人,正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解释苹果公司为什么要在中国生产iPhone手机——中国已经进入非常先进的制造业领域,因此你在中国会看到工匠技能、尖端机器人技术与计算机科学世界的结合。美国没有足够制造智能手机的工程师。美国能否培训出足够的模具工程师在国内生产iPhone手机,以及如果能做到的话需要多长时间,这都是很难回答的问题。

四、结语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给政治和经济带来的动荡可能会持续数代人。部分西方政客、机构、媒体也将持续鼓噪所谓“脱钩论”,企图借疫情危机加速实施供应链与中国“脱钩”。部分发达国家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可能还会推出相关政策驱动供应链回迁,但这也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企业、市场的博弈和挑战。我们要像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的那样,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需要世界,世界更需要中国。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要在供应链领域实施与中国“脱钩”面临着经济上、技术上的极大困难,跨国企业大规模从中国撤离的可能性很小,全球供应链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逆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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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杜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