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研报·两会热点】疫情冲击不改金融开放决心

新华财经北京5月27日电(经济分析师 周韫丽 韩韬 鲁光远 吴丛司)正在召开的两会中,面对国内发展与国际环境的诸多困难与挑战,开放再度成为代表委员之间热议的话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打乱我国金融市场开放节奏,这些开放措施着眼于提供开放、包容、充分竞争的金融环境,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中国历来有通过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的经验和传统,同时对内改革也一般表现为更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新冠疫情固然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同时也可以将开放变为谋求发展的契机,在重重险阻中把握变局开创新局。

一、疫情冲击扰动市场 以开放平衡国际收支

疫情扰动给全球贸易以及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为维持我国国际收支平衡,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和合理的外汇储备量,应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

一方面,全球贸易受经济活动停滞影响而萎缩。韩国出口一向被视为全球贸易的晴雨表,4月韩进、出口同比分别下降15.8%、25.1%,其中,出口增速录得自2009年5月以来最低值;5月前20日对美、日出口降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同比分别下滑27.9%和22.4%,对中国出口降幅则由前值17.0%收窄至1.7%,带动总体出口同比增速小幅反弹至-20.3%。5月数据一是表明我国的外贸需求正在边际改善,二是显示疫情的暴发显著抑制了各地经济活动,全球总体需求仍然低迷。

另一方面,全球贸易亦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以美国进口为例,对比1月纺织品、鞋类和机械产品的贸易情况可知,美国上述产品3月从我国进口的份额明显下滑,相应从越南、德国等国家进口份额上升,验证了在我国部分工业生产暂停期间,他国进口商转嫁需求的预测。在贸易大环境不容乐观的背景下,1-4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分别下降5.9%和9.0%,一季度净出口对GDP拉动为-0.98个百分点,外贸承压不可谓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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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方面,3月全球资本市场共同经历了因疫情冲击导致的动荡,投资者风险偏好掉转、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同时资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撤出新兴市场。据IIF数据,3月新兴市场股债遭遇833亿美元的净流出,其幅度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时期;其中,亚洲新兴经济体股市净流出量由2月的55亿美元增至359亿美元。从我国陆股通资金流向看,2月下旬至3月底,A股北上资金净流出983亿元,完全回吐年初以来的外资资金流入。

在疫情冲击下,一季度我国经常项差额-297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787亿美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账差额-206亿美元,同比518亿美元;金融与资本项下差额297亿美元,同比下降91亿美元。当前我国的官方储备资产(央行外汇储备)完全足够应对短期资金流出,因而达成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目标,但本世纪初至2014年由双顺差高速积累的趋势已经发生改变,在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的前提下,币值稳定需要持续资本流入的支持,这也是扩大开放的诉求之一。

近年以来,我国各地外汇管理部门主动作为,积极布局,结合当地对外经济发展态势积极转变外汇管理方式,适时推出相应政策和措施,帮助企业降低投融资成本和防范投资风险。在疫情冲击下,相关措施更应保持定力扎实推进。北京市目前唯一的自贸区,大兴机场片区自2019年8月获批后在金融开放政策方面屡推新政。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2月出台《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北京区域)外汇管理改革试点实施细则》,向市场主体充分释放外汇管理改革的政策红利,全面提升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北京大兴)实施方案》明确进一步简化保险分支机构行政审批,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全球或区域资金管理中心,在金融机构准入方面鼓励外资积极参与,为丰富金融市场主体、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开辟新篇。

二、克难攻坚化危为机 金融开放正当其时

事实上,未来一段时期内大概率利好我国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入。为对冲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央行快速降息并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目前各大央行正以空前的速度扩充资产负债表。参考2008年危机爆发后的前鉴(美国QE1-4前后跨度长达6年),以及鲍威尔日前关于“在美国经济重返复苏前,美联储不会在货币政策行动方面松懈”的承诺,叠加当前美国经济不确定性之高,本轮的大规模货币政策刺激或将持续数年。在流动性紧缩浪潮平息、风险偏好转暖后,新兴市场的高资本回报率优势凸显,预计将引导大量资金流入。

我国有必要充分发挥金融开放的主动性,在新形势下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上轮全球宽松浪潮席卷时期不同的是,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开放稳步推进,极大增强了市场的吸引力。在开放路径上,我国的行进步伐逻辑清晰:首先,进一步放开金融行业的市场准入,拓宽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由此丰富市场主体、形成机构多样化的竞争局面;其次,积极推进互联互通等机制的构建,积极引入国际资金,从而实现金融市场多层次、立体式的开放;同时,在控制风险上,完善外资机构监管规则,建立现代化市场监管体系,扎实推进金融改革进程。

在准入方面,自2018年4月,央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提出一整套的金融领域开放举措和明确的时间表,后续官方监管政策兑现接踵而至,并且得到了外资企业的积极响应。我国2018年8月取消了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2020年1月放开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比例限制,4月放开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12月还将取消证券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目前,贝莱德、路博迈已申请设立独资基金公司,先锋基金、富达国际正筹备申请100%控股资管公司牌照,摩根大通正在争取对旗下合资基金公司的完全控制权,汇丰、瑞银、摩根士丹利、高盛、瑞信等已获准在本地合资券商中持有多数股权,而星展、大和证券已发出申请。

在互联互通方面,近两年我国股债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加速,在大幅放宽外资投资限额的同时,国际指数也接连抛来橄榄枝。目前QFII、RQFII额度已不设限,且于2018年6月取消了QFII资金汇出20%比例要求和本金锁定期要求,解除投资国内市场“进得来出不去”之忧。

股市方面,2018年6月A股正式被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随后分三阶段将中国A股在MSCI全球基准指数中的纳入因子提升至20%。2019年6月富时罗素将A股纳入次级新兴市场指数,并于2020年3月将中国A股的纳入因子提升至17.5%,6月将进一步提升至25%。2019年9月,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将1099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纳入标普新兴市场全球基准指数,至此三大指数已全部“纳A”。债市方面,2019年4月,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债券指数;2020年2月起,中国国债正式纳入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至此全球三大核心债券指数中的两个已经对我国债市敞开大门。

随着我国市场逐渐被国际指数接纳,近年外资加速跑步入场。截至2020年3月,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人民币股票、债券金额分别为1.89万亿、2.3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1%、27.6%,较2018年4月宣布迈入金融领域开放新阶段时分别增长57.6%、62.3%,足见市场开放对外资的吸引力之大。

三、把握变局开创新局 金融开放未来可期

站在当下,即便遭遇疫情的干扰,长远来看,我国金融开放的有利前景依然非常鲜明。

其一,目前外资在我国市场中的参与度依然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股债市场方面,以市值衡量,我国股市和债市体量均已扩张至全球第二水平(截至2020年3月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总市值56.3万亿元,截至4月债券市场托管余额104.6万亿元),而外资在我国股市中占比仅3.35%,在债市中占比仅2.25%。

银行业方面,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全球居首(截至2020年3月为294.6万亿元),然外资银行在境内银行总资产占比仅1.29%,且近年来呈下降趋势。

保险业方面,我国保费收入位居全球第二(2019年为4.2万亿元),其中外资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占比约6.2%,总资产占比约6.3%。由此可见,外资资金在资本市场中、外资企业在金融各业中份额均处于较低水平,以我国不断扩张的金融市场体量,外资在我国市场中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放大。

其二,全球化方兴未艾,金融开放大有可为。虽然近两年贸易保护主义风潮席卷,但基于资本逐利、合作共赢的不变法则,全球化趋势并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当前国际合作正在向区域化迈进,中央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的发言覆盖了未来开放合作的重点,即中欧双方将争取在年内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同时加快中日韩自贸谈判,并力争年内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这些协议条款都对市场准入、互联互通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力图建立更加扁平化、便利化的战略合作平台。

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正如易纲行长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所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越开放的领域,越有竞争力;越不开放的领域,越容易落后,而且还可能不断积累风险。”得益于以对外开放推动改革,我国金融业在短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成果。在学习外资企业先进管理方法、改善自身管理水平的过程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得到明显提升,也更加适应于国际竞争,更具备“走出去”的自信。借助“一带一路”等合作平台,金融机构积极开展海外布局,为贸易、投资、资本运作等提供更好金融服务提供了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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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中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