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6月3日电（经济分析师郭桢 黎轲）近日，金融委办公室发布了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推动信用评级行业进一步对内对外开放，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评级机构和民营评级机构在我国开展债券信用评级业务，鼓励境内评级机构积极拓宽国际业务。
信用评级行业对外开放是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评级机构的引入，不仅有利于满足国际投资者配置多元化人民币资产的诉求，也有利于促进中国评级行业评级质量改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我国信用评级现状
我国评级行业发展始于二十世纪80年代末，首家独立于金融系统的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1992年10月，第一家全国性评级机构“中诚信有限公司”设立。此后，随着企业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评级业务量日益增多，新的评级机构相继成立。与此同时，评级政策安排相继落地，极大地推动了评级行业发展。目前，在人民银行备案的评级机构达110余家，从业人员3300余人，总资产超过53亿元，评级产品覆盖债项评级、非债证券评级、非金融企业评级、金融机构评级、主权评级等各种类型。
5月28日，中证协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评级机构共承揽债券产品2808只，环比增长18.58%，涉及发行人1695家；出具评级报告的债项共3313只，涉及发行人1762家。从承揽债券产品只数来看，中诚信国际占比仍最高，为38.43%，环比增加16.30个百分点；联合评级、联合资信、东方金诚和上海新世纪业务量占比在11%-19%之间；中证鹏元占比5.88%；大公国际占比1.48%；远东资信和标普（中国）不足1%。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评级机构根据疫情防控有关通知，稳定开展业务，通过视频等其他替代方式进场962家，占总进场家数的74.29%。
今年年初，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联合公布2019年信用评级机构业务市场化评价结果的公告》。本次联合评价，中诚信国际获得银行间市场第一名，中证鹏元获得交易所市场第一名。
二、国内评级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评级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才资源匮乏，研发水平偏低，核心竞争力不足等。我国评级行业的从业人员总数约为3300人，仅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中规模最小的“惠誉”总人数相当，而对应110余家机构总数，平均每家评级机构不足30人，并且其中约三分之二人员的从业年限不足3年，具有中高级职称背景的专业技术人才更是较为稀缺，与外资评级机构差距较大。在我国，评级虚高、预警不足等痼疾存在已久，2018年评级业更是发生大公国际的丑闻事件。
1、信用级别存在泡沫
我国债券信用级别普遍偏高，其中以AA级占比最大，占比约53.5%，整体分布十分集中。以金融债为例（金融业债券发行数量比例为80.84%），AAA级占比73.12%，整体分布向AA+、AAA级靠拢，信用级别泡沫比较严重。
2、信用级别区分度不大
国内信用机构相较国际信用机构级别等级较少，不易区分评级对象的风险程度。以国内非金融企业债券为例，同样245家证券中，国内AAA评级占84.5%，而穆迪评级分布十分平均且分散，以此看来，AAA级债券主体中还可分出3、4类。不同信用等级的企业被分在了同一等级内，会给后续债券定价环节造成困难，难以形成区分性的市场利率，影响投资者对风险的预期判断。
3、付费模式影响评级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我国评级机构采用发行人付费模式，使评级机构的收入与业务量成正比，而与评级产品的表现无关；发行方付费后可取得较高的评级，因而推高整体评级。如果发行者付费寻求高评级，即使是专业评级之外的人士也能够辨别评级客观性，而在资产发展到更为复杂的当下，多个评级机构即便在专业、独立的评级下，也会产生相对悬殊的结果，此时发行方则会购买较高的评级。在局外人很难判别的情况下，或是无经验投资者比例较高的市场结构下，评级机构自然趋向选择虚高评级以夺取市场份额。评级机构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在公正性上会向付费方发生倾斜，这也是“以级定价、以价定级”等市场乱象频出的主要原因。
三、评级市场对外开放
信用评级行业对外开放是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评级机构的引入，有利于满足国际投资者配置多元化人民币资产的诉求，也有利于促进中国评级行业评级质量改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1、外资评级机构渴望进入中国市场
无论国内国外，债项评级都是评级机构的最主要收入来源。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规模约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目前已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庞大的市场体量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对外资评级机构吸引力巨大。
全球三大信用评级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渴望进入中国债券市场。早在2006年，穆迪（Moody’s Investors Services）就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2007年惠誉（Fitch）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2008年标普（Standard & Poor's）与上海新世纪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培训、研究和评级技术等多领域开展合作。2011年，标普推出首个针对大中华区开发信用基准。这一基准主要对活跃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包括快速发展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的借款人提供信用风险意见。2018年1月，惠誉将其所持的联合资信公司49%的股份出售给新加坡GIC。
2019年1月，标普获准进入中国开展信用评级业务。今年5月14日，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对美国惠誉评级公司在我国境内设立的独资公司—惠誉博华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予以备案。同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公告，接受惠誉博华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部分债券品种评级业务的注册。这标志着惠誉评级公司成为继2019年标普全球公司之后第二家获准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信用评级机构。
2、推动评级机构市场化转型
国际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对国内评级机构来说，不仅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动力。国际先进的评级理念和评级技术将逐步引入国内，同时还将以外资评级机构较高的市场声誉作为背书，对我国评级行业公信力进行重塑，进而有效提高市场主体评级意愿，提升外部评级有效需求，促进评级行业由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模式转型。
目前，我国债券评级行业主要是由政策推动，评级行业由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在各自领域进行监管，当管理理念、力度和内容不一致时，产生的“多头监管”会导致一家评级机构同时受到不同规则的约束，效率降低，造成混乱。受债券发行门槛的政策影响，信用评级可能会沦为发行过程中的符号。因为如果评级机构给出的低评级最终造成的发行失败，会使前期评级成本成为泡沫。
随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融合，加速国内评级环境向国际靠拢，强化了市场选择。国内评级行业受政策过度保护下，“躺着赚钱”的时代将不再存在。因为在国际上，评级的作用在于为投资者提供参考，帮助债券产品定价是固定收益市场重要的一环，评级与否纯属市场选择。
3、“引进来”和“走出去”
信用评级承担着揭示市场参与主体偿债能力和意愿的重要作用。为应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竞争，推动我国信用评级业高质量发展，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我国将持续推进信用评级行业对外开放，支持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且符合条件的外资信用评级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更好地服务于日趋成熟的资本市场，吸引更多国外金融投资者到中国。同时，我国也将促进评级市场资源整合，形成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发挥行业引领示范作用。坚持开放对等原则，促进我国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支持和引导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我国将建立统一管理评级机构，分业管理评级业务的监管框架，明确人民银行作为评级行业唯一的监管主体，对于不同市场的具体评级业务分别由各合适的部门实施监督管理。对违约率进行考核并向社会公布，对于违约率较高的评级机构给予暂停营业直至退出市场的处罚。同时，完善问责机制，对于评级机构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评级产品使用者造成损失的，不但追究评级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民事责任，还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评级机构将改变现有评级收费模式，引导评级机构采用投资人付费或者分别向发行方和投资方收费的“混合模式”。
目前，国际投资者在评级方面还是比较信任标普、穆迪和惠誉这三大评级公司。“美国能用武器毁灭一个国家，标普能用评级毁掉一个国家”，这句话在纽约华尔街流传甚广。信用评级有主宰资金流动能力，评级上调，市场乐观，资本注入；评级下调，市场恐慌，资本逃离。随着国际评级机构进入到中国市场，也会加快中国公司债纳入到全球指数的速度。
我国熊猫债的发行是国内信用评级机构走向国际市场的一个契机和突破口。熊猫债信用评级本质反映的是境外企业发行人，在与中国不同的经营环境之下，跨境偿还其外币债务的可能性，涉及国家风险。熊猫债国际评级在国际公开发行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市场占有率在60%以上。截至目前，共有11家国际开发机构或外国政府类机构注册发行熊猫债，注册额度664.6亿元，发行量共计209.6亿元。熊猫债市场发展在供需两端的动力不断增强，境外法人机构投资者进入国内债券市场投资的需求不断增加，且对熊猫债的投资比例和参与程度远高于国内其他公司信用类债券产品。在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以来，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频率不断上升，国际开发机构或外国政府类机构在国内发行熊猫债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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