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1月20日电（分析师朱嘉林 刘竹波 鲁光远）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当前复杂国内国际形势下的必然选择。“十四五”规划明确，以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2020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指出，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作为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
本篇报告将主要聚焦我国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扩内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一、扩大内需，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2020年，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环境也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也被写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这既是对我国发展新挑战新机遇的深刻认识，也是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的重大调整完善。“十四五”规划明确“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主攻方向和着力点，强调以坚持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指出，将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作为2021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
相较于成熟经济体，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2008年以前，对外贸易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外贸依存度从2003年突破50%至51.29%到2005年越过60%至62.42%，2006年更是一度站上64.24%的历史高位。金融危机后，受中国经济转型、内外需结构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多因素影响，中国逐渐从出口导向、高度依赖贸易顺差的国家转向以内需为主，外贸依存度进入下降区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持续提升，但是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内需贡献度仍旧较低。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1.85%，同期，美国的贸易依存度仅为19.32%，即使与欧盟（28.87%）、日本（28.07%）相比，中国经济外向度仍然较高。
扩大内需，我国具有雄厚基础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从现实条件看，我们有着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且市场规模将继续扩大，市场潜力也将不断被释放。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35年我国要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意味着未来十五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中高速增长。全国政协常委李稻葵指出，如果我们可以用15年时间把中等收入群体翻番，那么到2035年，我们将有8亿中等收入群体，那时，中国的市场将十分巨大。
二、当前我国扩大内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扩大内需一直是经济社会领域的高频词汇，但政策落地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从近年数据来看，虽然我国最终消费率有所提升，但很大程度上由于投资增速下滑带来的被动式增长，并不能够说明消费内生动力的增强。此外，从消费内部结构来看，我国仍存在政府消费偏高、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相较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稳定在50%以上，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占比仅为38.79%。
1.最终消费率偏低，资本形成率偏高
以支出法核算GDP时，内需通常是指消费和投资。在经济学意义上，投资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2%，而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8%，是投资的4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长期投资扩张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经济结构失衡局面，体现在投资与消费中，资本形成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较低。2019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为55.40%，资本形成率为43.10%。同期，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最终消费率为81.83%，资本形成率21.01%；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最终消费率也维持在70%以上。从近年数据来看，虽然我国最终消费率有所提升，但很大程度上由于投资增速下滑带来的被动式增长，并不能够说明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2.居民消费不足拉低最终消费占比
从消费内部结构来看，我国最终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居民消费不足是拉低最终消费的主要原因。2019年我国居民消费占比为69.97%，政府消费占比30.03%，二者均与2018年持平。但在2016年到2018年间，居民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已经连续两年下滑。将我国与英、美、德、法、日、韩等发达国家比较来看，2019年我国政府消费占GDP比例为16.64%，与美国和韩国近似，但居民消费占比过低，2019年为38.79%，而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日本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常年分别稳定在68%、62%、56%、53%、52%、51%，世界平均水平则维持在58%左右。
3.居民收入分配占比下滑和收入差距扩大制约居民消费的增长空间
居民消费不足，源于收入分配较低。从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部分的收入分配占比呈现下降之势，截至2018年末，居民部门初次收入分配占比为61.19%，较2000年下滑近4%，居民收入分配比例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居民消费的增长空间。此外，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亦是制约消费率提升的关键。国际惯例把基尼系数在0.2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0.4视为收入相对合理，0.4-0.5视为收入差距较大。自2003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长期都在0.4以上，2018年达到0.468。一般来说，收入差距对于边际消费倾向有较大影响，富裕阶层消费倾向往往小于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据《中国家庭金融研究（2016）》抽样调查统计不同收入阶层家庭2015年储蓄情况发现，高收入家庭储蓄均值为114050 元，而中等收入及以下收入家庭储蓄均值均为负数。因此，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应加快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缩小居民部门内部分配差距以促进消费。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文中指出，要坚持共同富裕方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提出，再分配机制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到农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钱，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也就让这部分人群后顾无忧地去消费。
“双循环”格局下，“扩内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