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1月29日电 新华社《经济分析报告》1月28日刊发智库读中国专刊第2期，全文如下: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抉择，对“十四五”和未来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新发展格局的理论逻辑和主要标志是什么？未来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着力点在哪里？
中国经济信息社“多想”学习会栏目（以下简称“多想”）独家对话多位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帮助读者更全面理解大变局、把握新格局。
本期对话嘉宾：王昌林
嘉宾简介：王昌林现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创新战略与政策等领域研究。
“多想”：如何理解“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必须更加强调自主创新”？我国应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全面塑造发展新优势？
王昌林：科技自立自强就是要减少对国外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的依赖，建设科技强国，同时要增强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和引领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先手棋”和“当头炮”。
一是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我国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飞机制造等重要产业的核心技术、基础研发工具、关键部件和工艺设备等受制于人，存在明显断链风险，导致产业循环不畅。急需聚焦“卡脖子”环节，加强联合攻关，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要集合优势资源，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对近期需要实现产业化的关键核心技术，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积极探索“企业为主导+科研院所和高校为主力+政府支持+开放合作”的组织模式。对需要长周期持续投入的关键核心技术，以新的机制和模式组建若干国家级产业技术研究机构，开展长期攻关。
二是大力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是创新的发动机，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的资源要素只有通过企业才能有效组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促进经济循环。但是，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已成为当前制约双循环的突出短板。2019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1.3%，远低于发达国家2.5%-4%的水平，有研发活动企业的比重不足1/3，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领域研发投入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更大。迫切需要适应经济转型发展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创新的经济政策支持，加快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体制，采取切实措施加快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三是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源头活水，但我国研发资金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仅为6% 左右，与发达国家相差数倍。我国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同时大国之间围绕科技革命制高点的争夺越发激烈，过去以引进吸收为主的技术创新方式已不适应当前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提高基础研究水平，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积极探索能够引领未来、代表进步方向的下一代技术，努力使我国基础研究进入世界领先水平，切实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四是加快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我国现行科技创新体制主要是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形成的，与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还不适应，资源配置重复、科研力量分散、创新主体功能定位不清晰等问题比较突出。迫切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体制改革，使创新主体各归其位，释放我国巨大的创新、创业、创造潜力，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大创新动力。
“多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全面推进与实施，客观上要求我国加快构建完整、开放、竞争力更强的产业链。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这对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带来挑战，我国应如何打造现代化产业链？
王昌林：主要目标是实现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要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形成优势或具有控制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性，提高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从“两头在外”转向“以我为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一是夯实产业基础能力。目前，在全球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分工格局中，美国处于领导地位，日本等国家在其中关键环节处于优势地位，我国主要从事生产制造等环节。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目前我国半导体需求占全球比重为23%，半导体芯片设计、封装测试环节分别占全球的10%和20%，但光刻机等关键设备、EDA软件、核心IP、集成器件制造等占全球的比重不到3%，存在明显的“卡脖子”环节，产业链供应链不稳、不高、不安全问题突出。迫切需要加强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对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检验检测平台和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入力度，进一步调动国内产业力量，强化协同，促进“点式突破”与“链式协同”相结合，推动重大示范工程实施，加快补齐产业基础短板。
二是提升企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一方面，要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培育产业生态主导企业和核心零部件企业，增强对全产业链、标准和核心技术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鼓励中小企业参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究开发，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强化创新企业培育，把发展培育壮大创新型企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打造数量多、质量优、潜力大、成长快的创新型企业集群。
三是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促进服务业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促进供需联动发展，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促进内外联动发展，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结合，促进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衔接，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促进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联动发展，加强产业化、市场化联动，建立共性技术平台，促进成果转化应用，打造“政产学研资”紧密合作的创新生态，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促进要素协同联动发展，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强化实体经济发展导向，以相关政策协同为保障，促进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要素资源顺畅流动，加快构建以信息、技术、知识、人才等要素为支撑的新优势。
“多想”：扩大内需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庞大的国内需求是我国最大的优势，也是我国应对外部环境复杂变化的底气所在。我国应如何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王昌林：主要目标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不仅表现在市场体量容量大，成长潜力大，而且市场质量高，包括市场体系完善、运行效率高、开放度高，具有很强的持续发展动力。为此，要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内需潜力。不仅要使内需在整个社会总需求中占主体地位，而且要充分发挥内需对我国更高水平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主导作用。不仅要采取一些短期性的刺激需求措施，而且要更着重长远发展，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要把扩大需求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供给适应需求、创造新需求的作用，实现经济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均衡。
一是全面促进消费。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居民消费是潜力最大的内需，应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第一，应提升传统消费。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商品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接近20%，是居民消费升级的主要组成部分，要顺应汽车、家电等消费步入成熟阶段后的变化与要求，完善相关政策，推动其以质量品牌为重点，朝着绿色、健康、安全的方向发展。第二，应培育新型消费。在现代信息技术带动下，信息消费产品、线下业态数字化改造、网络消费、智能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等消费新模式蓬勃发展，适应了消费升级需求，拓展了消费增长空间。第三，应发展服务消费。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由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是客观规律。2019 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为45.9%，比2018 年提高了1.7个百分点。但受体制机制和相关政策影响，我国健康、养老、育幼、文旅、体育等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步伐缓慢，相关改革滞后，造成一些服务供需矛盾突出，一些服务需求潜力难以激发的局面。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大幅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要求，推动生活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第四，应适当增加公共消费。公共消费指的是政府在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安全、教育以及卫生健康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公共消费关乎安全与保障。这就要求在财政可承受的前提下，合理增加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公共消费支出。第五，要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优化消费环境是激发消费潜力的必要保障。要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个关键环节，大力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二是拓展投资空间。投资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扩大再生产、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要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就无法绕开投资这个关键环节，必须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第一，应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加大补短板强弱项投资力度，着力完善传统基础网络，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补齐社会民生等领域短板，发挥投资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善民生等方面的支撑作用。第二，应着眼于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培育新增长点，着力扩大制造业投资。纵观人类发展历程，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都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和社会商品的极大丰富，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当前，由信息技术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深入发展，稳住并扩大制造业投资是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的关键一环，既要鼓励企业加大技改投资，推动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高端化，又要激发市场投资先进制造业的积极性，瞄准产业链长、带动性强的机器人、新材料、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等领域加大投资力度，增强新产业新业态顺应新需求的能力。第三，应着眼于增强基础支撑能力，提升跨区域协同水平和保障生态安全等，加大一批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建设投资。
“多想”：推动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如何才能既推动我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又增强发展的主动权和安全性，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与水平？
王昌林：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由之路。只有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才能更加紧密地同世界经济联系互动。要塑造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以国际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一是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畅通。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贸易、资金等互联互通已取得显著成就，但仍需深入推进，才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畅通“一带一路”大市场。应同各方共同继续努力，加快形成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设施联通网络。应在项目建设、开拓市场、金融保障、规范企业行为、加强风险防控等方面下功夫，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畅通。应推动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服务体系，让资金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效流动起来。应加强合作机制建设，形成多层次合作架构，为“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二是以贸易创新发展为抓手推动国内国际供需良性循环。贸易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对外贸易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面临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和挑战，必须加大转方式、调结构力度，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有力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用足用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扩大进口，使我国成为全球商品和服务的巨大引力场。应不断提升出口质量和效益，走优质优价道路，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下全球服务贸易发展要求，大力发展服务进出口。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下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培育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面向全球的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三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我国已成为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但资本双向流动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从而增强我国在产业链、供应链双循环中的资源配置能力。要继续积极稳妥推动企业走出去进行投资和国际产能合作，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资本供给，深度参与和引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国内国际实体经济循环提供强大的货币金融支撑。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探索新形势下的国际科技合作新路径，建立健全开放式自主创新体系。（新华社经济分析师曹杰、刘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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