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2月4日电（分析师刘竹波 朱嘉林）长江经济带覆盖长江上、中、下游11个省市，面积约205.23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21.4%。自201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以来，长江经济带形成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上海、武汉、重庆等中心城市核心作用日益突出；以沿江主要城镇为节点，沿江绿色发展轴带初步形成；长江主轴线向“两翼”辐射带动作用强，南北两侧腹地逐步延伸拓展，发展支撑力强；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为主体的“三极”引领作用凸显，资源聚集能力强；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发展“多点开花”，依托产业链、供应链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2019年，长江经济带经济规模总量占全国经济的比重达到45.2%，战略支撑和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经济活跃度不断提升。进入“十四五”时期，建议从地域、产业、环境三大维度把握长江经济带重点投资趋势。
一、地域维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速明显
长江经济带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三大增长极引领作用日益突出。经过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引领带动作用日益突出，以成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速明显，长三角、成渝两大增长极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一道，上升为国家级发展战略。从投资角度看，建议重点关注区域内部经济结构变迁。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速明显，GDP占比有所提升。一方面，长江经济带在全国总量占比不断提升，2020年长江经济带GDP总量47.15万亿，占全国的比重达到46.4%，较2018年提升1.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云贵川渝在长江经济带GDP占比有所提升，长江经济带东、中、西GDP占比从2017年的52.3:24.6:23.2变为2020年的51.9:23.5:24.6。内部区域和省际差距不断缩小，西部地区总量占比提升明显，东中部地区总量占比均有所下降。因此，从平均增速来看，长江经济带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速明显，区域发展潜力正在充分释放。从全国范围来看，云贵川渝四省的实际增速均跻身GDP实际增速前十名。
西部地区由于地处内陆、腹地广等因素影响受到外需冲击影响较小，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发展韧性较强。以成渝为核心的西部城市群具有承东启西，联通南北的区位优势，有望成为内陆开放新高地。成都、重庆作为两个中心城市，成功抗击疫情冲击后，迅速恢复增长，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韧性。2020年，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716.7亿元，同比增长4%，重庆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002.79亿元，同比增长3.9%，同比增长率分别高于全国1.7、1.6个百分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更加注重“内循环”发展，因此从地域维度来看，投资活动将进一步向中西部拓展。
二、产业维度：牢牢把握重点产业机遇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贡献度来看，服务业是长江经济带的主要产业部门，2019年长江经济带服务业比重达到了53.5%。其中，上海第三产业比重超过70%。具体到各个省份，服务业优势产业侧重有所不同，但整体而言信息和互联网产业发展具有比较优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迅速，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基础好。一方面，长三角地区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科技创新能力强，信息技术产业引领带动作用强；另一方面，贵州、云南等地水电资源丰富，电价优势明显，发展大数据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良好的数字产业基础又催生了诸如金融科技、数字医疗、现代数字农业等新兴服务产业。
从投资的重点产业来看，长江经济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各地区重点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将迎来大的发展机遇。2019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平均增速11.2%，高于全国增速2.8个百分点。各省分别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为着力点，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具体产业来看，各地持续探索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在相对较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基础上特色产业发展亮眼。例如，云南充分发挥硅、锗、铟等光电子基础材料资源优势，在光电子等领域发展迅猛；成渝两地作为欧亚铁路的重要陆上节点，高端装备制造业表现抢眼；贵州充分发挥地理资源优势，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战新产业占比份额年均增长15%以上。
面向“十四五”，投资者应牢牢把握区域内重点产业机会，尤其是关注各省市优势产业布局和重点发展方向。纵观各省市未来产业发展路径，具体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产业集群化发展，各地在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点方面多以协同式、集群化发展路径为主。二是更加重视三产融合发展，尤其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主第三产业与传统制造、传统农业加速融合。多省市加速开展基于传统产业的智能化改造，数字工厂、数字农业等现代化生产方式加速普及。三是生产性服务业与生活性服务业并重，长江经济带整体经济结构中服务业占比最大，除了旅游、康养等生活性服务业之外，多地发力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检测检验、信息技术服务、商务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从地域分布来看，以湖南、安徽等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政策偏好强；以云南、贵州等为代表的长江上游地区对于发展旅游、医养等生活性服务业具有更强的政策偏好。
三、环境维度：国内统一大市场需从区域性统一市场破局
从环境维度来看，建立区域性的统一市场，是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关键，也将成为提升区域内投资便利度和首位度的关键。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研究员刘翔峰撰文指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统一大市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特点可以概括为“高效、高质、高水平”。“高效”是指高效率配置要素资源。通过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各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促进商品、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高效率配置生产要素，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高质”是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高水平”是指高水平的市场监管，依法对市场主体进行全覆盖监管，在全国实现市场监管一体化。
我们认为，国内统一大市场需从区域性统一市场破局。长江经济带流域纵深长、经济总量高、国家战略优势集中，是优先建设区域性统一市场的优中之选。相比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级城市群，长江经济带既没有首都经济圈发展的诸多政治考量，区域内也不存在经济、法律等制度文化方面的不统一。2019年，长江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额继续保持增长，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334441亿元，占全国的比重接近60%。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和投资体量亟待一套高标准市场体系护航。
此外，长江经济带在协同发展制度建设、营商环境、要素流动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上海的“店小二”精神、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江苏的“不见面审批”等一系列探索实践成为全国深化“放改服”的先进范例。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中国省份营商环境“前十强”中，长江经济带省份占据六席（分别是上海、四川、江苏、重庆、浙江、安徽），与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比重相匹配。根据私募通数据，2020年前三季度全国城市股权投资活跃度“前十强”中，长江经济带省份依然占据六席（分别是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成都、武汉），也从侧面反应出投资活动与区域内市场环境的正向关系。
基于以上，我们预计，“十四五”时期投资活动和机遇将继续更多的聚集于上述核心城市，并伴随着统一市场体系的建立向区域内其他城市外溢。
三大维度看长江经济带投资发展趋势.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