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3月15日电 题：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长效动力
作者：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廖自涵
2021年初，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大兴）2020 年工作报告和北京新航城控股有限公司 2020 年工作报告中，“创新”这个词总计出现了64次。创新，是创造新的东西，有别于常规的事物、方法或者思路，但是以下我们要讨论的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创新，放在长期经济增长这个语境中对应几个关键词：企业家、市场、竞争、超额收益、内生动力。
按照经济学家约斯夫•熊比特Joseph Schumpeter的定义，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为什么企业家要将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根本原因在于获取超额收益。
一个技术发明并不是经济增长概念中的“创新”，只有将其产品化产业化的应用并付诸于市场才叫“创新”。在这里，市场概念极为重要。例如，多数人认为现代互联网起源于美国，但实际上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苏竞争中，当时苏联已经研发出了互联网的雏形。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实验室的科研无法转化到市场中，仅在政府方面的沟通使用，应用场景有限。计划经济体制下无法在市场中不断磨砺演化成熟变成产品，从而产生商业价值，进而可以在更大的市场推广。而美国是将互联网的商业化做到极致，虽然也产生了互联网泡沫这样负面的现象（这个泡沫也是市场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表现），但总的来讲，全球都在这个互联网革命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发展收益。
创新在市场中，首先要将科研转换为产品，使其产业化，与市场中的客户对接。其次因企业追求利润，当一项技术已经成熟且普遍应用之后，每一家都生产同样的东西，成本趋同，价格趋同，在竞争中无法获得超额收益了，那么企业家才有动力进行创新，从而在竞争中领先获得超额收益。
创新过程中的主体是企业家，即熊彼特所说，创新的根源在于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与海洋文化的渊源比较多的，其核心要义是敢于承担风险。风险并不是指损失，而是指波动，现代金融学的核心问题就是研究风险和收益的关系，目的就是如何以承担最小的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
现代企业家精神与海洋文化的渊源比较大，比如沿海古城泉州，以及后来诞生一批优秀华人企业家的宁波、温州、潮汕等地因出海捕捞、海洋交往等生产生活方式，与内陆传统上重视农业耕作，把握时令节气，从播种、培育、收获、储藏四季周而复始的规律化模式有所不同。这一点在欧洲也类似，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海洋性国家与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内陆地区就存在文化上很大的不同，比如两者不同的大陆法系（德法为主）和对应海洋拓展的英美法系（也叫海洋法系）。历史上民间出海，主要目的是获取物产，开辟新大陆。探索未知世界，无论是台风、洋流、鲨鱼、还是疾病，对船长来说都是不可预测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都是风险，而一旦获得收益则是一个新大陆的空间和资源。因而，当时荷兰和英国船队出海会吸引皇家以及富商的投资，但他们也明白船队出去可能葬身大海，也可能会带来新大陆的消息。投十个船队，只要有一个回来，收益可能就是成千上百倍，远远弥补了另外九个船队的投资。这与我们现代金融市场上的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非常类似。
企业家精神在于敢于承担风险，需要将科研成果转化到市场中变成产品，这是一个不可预见充满不确定性，又无法完全按照计划行事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对经济要素重新组合，找到新的供应链条，并开辟新的市场，也改变了旧的组织管理模式。就是创新的五种情况：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创新。只有敢于冒风险，将新发明引入经济的企业家，才是创新者。
成千上万位企业家的创新过程，对资源进行新的配置，开辟了新市场、挖掘了新材料、创造了新产品，组织了新模式，从而带来就业率提升，财税收入增加，市场上产品丰富。就业率提升说明劳动力短缺而带来工资增加，人民有了钱，有效消费需求增加可以购买新的产品。这个良性循环促使企业家增加投资，从而带来信用扩张和债务驱动，资金量的需求被带了起来，货币的流转速度加快，货币需求量增加，货币供给从而提高，更加刺激了再投资。良性循环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当然这里面也形成一个个的周期（这里主要说的复苏和发展，没有探讨衰退和萧条）。
金融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风险和收益，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研究增长和周期。创新是需要通过承担风险来获取超额收益，通过企业家群体的创新最终达成了穿越产能周期、债务周期等小周期波动的长效经济增长。
创新经济学，在缺乏资金和技术的阶段，发展中国家有人口红利，廉价原材料资源，这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可以提振经济增长，体现了劳动力要素在这个阶段的作用。二十世纪之后，尤其是经历2008年次贷危机，特点是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比如四万亿的流动性释放，这一时期应该是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的一种新演化版本，中国也练就了基础建设的超强本领，但是基建投资存在边际效应。比如沿海地区如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速路、桥梁、水厂电站已经建了许多，也在相应的阶段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支撑作用，但是再建提振经济的效果就不再明显，体现了资本要素在这个阶段的作用。城市化率已经从改革开放前的不到20%增长到现在的60%，长三角和大湾区已经在80%左右，未来15年甚至要到达90%。无论是人口红利时代的劳动力，还是城市化进程所需的土地和投资驱动型的资金，都是经济要素。
倡导创新，实际上是要从原来依赖投入劳动力、土地、资金的全要素增长模式转换到创新增长模式。谈及创新增长，即提到外生增长和内生增长理论，生产方程是Y=AxLαxK（1-α），其中，Y是总的经济产出，L是投入的人力，K是投入的资金，A是全要素生产率TPF (total productivity factor)，TPF是关于科技水平的（包括技术演化和配置效率）。传统模型将TPF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所以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经济增长的主流思路正是如前述的，在传统理论中，土地、资金、劳动力不断投入的要素所带来的边际产出是递减的，最终达到均衡状态的人均产出就是恒定的，是规模收益递减的模型。实际上，伴随投资持续加大和经济的增长，关乎TPF的人力资本的结构和质量都在发展。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区，这个区域如何做到创新？临空经济区、自由贸易区、综合保税区和国际机场的组合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北京，无论是货物流、人才流、资金流还是信息数据流，以前更多是在国内的节点式集散组合。而“新的国际机场+自由贸易区+综合保税区+临空经济区”的三区叠合模式，一方面通过自贸区的设立，结合国际交往功能承载，是将北京从节点城市升级为一个门户城市；另一方面，“空港+综保+自贸的交通及物流”是重构了各要素流从国际到国内的流动方式和梯度关系。为企业进行要素组合提供了一个面向全球的门户平台。
临空区的门户区位以及跨境的要素流动方式创新，实际也是为国内企业走出去、国际企业走进来，带来了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要素组织方式更替的便利。市场规模变大会刺激企业家创新投入。甚至一个小产品局部的精细优化都可以因为市场规模的扩张而带来巨大的回报。
为了市场和企业家，就需要政府提供具备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来促成创新增长。比如区域正在规划将数字孪生城市、智慧城市、能源互联网等科技应用于片区开发及运营；谋划建设大型会展中心这样的产业基础设施来汇聚各要素流，未来还可以通过会展的产业数据集聚效应带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这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做到前瞻性的满足市场主体的创新需求，公共产品的质量、可达性和利用效率是关键。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备超大市场规模的门户区位，我们应该将本区域发展直接带入创新增长的内生动力模式，并让这个区域为其他区域转型升级至这一模式做好服务支撑，当好催化剂。如何通过构建一批具有较强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来营造这样的环境，这个环境可以吸引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来到片区，让他们高效地开展要素资源的配置，使企业在国内国外的市场开拓中，有足够能力承担与获取的收益相匹配的风险，这是区域发展的重要课题。
依托大兴机场新动力源发展的临空经济区，定位为创新性的空港城市片区。区别于早期围绕航空枢纽发展的物流业、航运配套服务（1.0模式）、从枢纽型空港到制造型空港（2.0模式），再到后续发展的会展及休闲消费业态的3.0模式的综合型空港，那么现在需要以创新思维致力于未来4.0模式的发展。通过专业化路径使粗放型发展转化为集约式增长，使空港资源有效匹配市场需求。以知识经济和创新服务为核心，吸引全球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发展人才驱动的引领产业和国际化港—产—城配套服务。不应只是一个单一功能区，或仅以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开发区，而是铸造一座综合业态、复合功能的“创新集群”式城市发展区。
为什么“创新”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区管委会的年度工作会议中两个工作报告中出现64次？因为需要从要素驱动的规模收益递减模式转换到知识创新和专业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增长模式。创新就是发展，而创新的主体是具备企业家精神的群体，要发展就需要尊重市场的规律，鼓励企业家精神。
编辑：张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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