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5月17日电 题：中国正在全面享受“人口质量红利”
作者：申万宏源证券 杨成长、龚芳
（图为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
近期，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迅速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数据显示，2010以来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0.53%，继续保持低速增长的趋势；人口出生率降至0.85%，处于较低水平；202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3，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平衡点。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发展呈现趋势性变化，人口总量惯性增长势头持续减弱，人口数量达峰即将到来；适龄劳动力数量快速减少，老龄化加速显现；家庭数量急剧增加，户均人口明显减少，流动人口继续增加；人口结构和素质继续优化和提高，人口城镇化加速推进。
人口问题是我国社会发展长期战略性问题。我们既要关注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和区域分布的变化，全面客观认识人口发展规律，也要适时适度调整人口政策，引导人口结构变化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面对当前我国人口增长态势和结构变化，各种彻底放开生育政策的建议和呼声很高，似乎放开了生育问题，就能解决一系列因人口问题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难题。但是，这些建议的依据往往是基于过往它国的经验和西方人口理论。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和数字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正在经历的全球性大疫情表明，人类发展和自然环境矛盾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最根本的挑战，人类的种系安全面临威胁。我们需要从更长阶段、更广视野和更长远利益的角度，去把握人口变化规律，制定合适的人口政策。人口政策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全局性和世界性特点，仅从解决当下问题和即将遇到的问题出发去制定人口政策，是很难顺应历史大规律的。
一、过往人口理论不适应科技、信息和服务业发展时代
二十世纪以来，经济学家提出了多种人口发展理论，其中有代表性的大概有三类，分别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下的人口理论以及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人口发展理论。整体来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适用于农业时代，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因此人类的繁殖速度比生活资料的增长速度快得多，保持两者平衡的唯一方法是抑制人口增长。经济增长下的人口理论适用于工业时代，进入工业发展阶段后，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年轻劳动力数量上升、劳动力转移和低劳动力成本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这也是所谓“人口红利说”的主要依据。
人类正从工业时代步入科技、信息和服务业时代，工业制造正在加速信息化和服务业化，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降到12%，仍然是全球制造强国。我国也步入发展新阶段，科技创新、信息数字和制度创新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劳动力数量增长对经济推力大幅度的下降，劳动力质量和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创新能力，以及由创新能力转化成的技术、数据、管理和商业模式等现代要素发挥着主导作用。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在传统劳动力、土地、资本外，将技术、数据作为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近年来发展比较快的部分东部中心城市，劳动力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建设用地也不再增加，经济增长率却越来越稳定，依靠劳动力数量和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反而加大了。因此，科技化、信息化和服务业化时代的人口理论和规律，跟工业时代有很大不同，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和总结。
二、国际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完全依赖于人口增长
从全球多国的发展经验看，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正向关系。这其中既有人口少、经济发展好的北欧国家和以色列；也有人口多、经济质量不高的西非国家和孟加拉，还存在人口密度大、人口负增长但经济发展质量较好的日本。
一方面，世界上经济发展质量较好的国家并非都是人口大国。比如北欧五国之一的丹麦是发达国家，人口仅581万，人口增长率较低，徘徊在0.4％-0.7％左右，但在近十年间经济维持持续稳步增长，经济增速从2010年1.87%上升至2019年的2.85%。丹麦通过大力发展科技和提升人才质量成功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丹麦每年科研经费投入占GDP的3％左右，高于美国2.7％的水平，丹麦还是世界上人均发表科学论文最多的国家之一。
再如，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发达国家，2019年人口约905万，在2010-2019年间人口增长率保持在1.9％，是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率最高的。虽然经济增长率近年来略有下降，但基本都保持在3％以上，高于美国2%的水平。以色列人口增长率较高，是由于鼓励生育的基本方针以及宗教因素；而经济增长率较高并不单是劳动力数量原因，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为全球教育程度最高、公民拥有高等教育学历比例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以色列通过提升人才质量成功促进了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经济快速发展。比如尼日利亚是非洲第一人口大国，总人口2亿，是世界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2010-2019年间人口增长率保持在2.6％左右。但该国经济发展逐年下行，经济增速从最高点2010年的8％逐渐降至2019年2％，中间一度还呈现负增长。尼日利亚经济下行是因为国内产业结构单一、过于依赖原油出口，极易受到国际原油波动的影响。此外，尼日利亚的小学义务教育未能实现充分入学，有近6000万文盲。在国内农业生产水平还不能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国内人才质量较低，科学技术落后，使得尼日利亚的人口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加重财政负担，拖累经济发展。
另外，人口数量的增速趋缓并不代表人口质量和经济质量面临较大下行压力。日本拥有1.26亿人口，2011年左右实现人口数量达峰，其后每年维持在-0.1％与-0.2％的负增长水平；同期经济增长率保持在0-2％间波动。尽管近年来日本经济增速不高，但经济发展质量却居于全球前列。在全球百大创新力科研企业中，日本企业占28个席位，仅次于美国；日本有约70万科研人员，每年科研经费达1300亿美元，高居全球第三；劳动力人口中高等教育水平人数占比逐年提高，从2012年的77％提高到2019年的79％，人口质量提升带来的科技创新及产业链高端化是日本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
三、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继续分享“人口质量红利”
低生育和老龄化已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在转型发展中必然面临的问题。根据联合国统计，未来几十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态势。但随着科技进步，人口数量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越来越低，在鼓励生育的基础上，人才红利释放可以成为人口红利下降的有力补充。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既要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相适应，也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要更多从人口数量和年龄结构转向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我国将长期分享“人口质量红利”。近年来，人口数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越来越低。美国学者Peterson基于世行数据计算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度，提出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均GDP增长两项，1960-2015年间，我国GDP增长率年均7.72%，其中人口数量增长的直接贡献度仅为1.31%，6.64%来源于人均GDP增长。在1990-2015年期间，我国GDP增长率年均达9.48%，其中人口数量增长直接贡献度仅为0.76%。随着科技进步，特别是近年来信息技术革命及科技创新的大发展，产业基础的高级化和产业链的高端化对人的各方面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以数量拼红利的时代正一去不复返，人口质量红利释放逐步成为人口数量红利下降的有力补充。近 10 年来，我国每 10 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 2010 年的8930 人上升为2020年的 15467 人。
第二，人口结构应与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相适应。随着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现代化经济体系逐步建立，科技创新驱动力增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在下降，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发展的质量效益逐步提升。虽然2010年以来我国就面临人口红利拐点，但“工程师红利”现象越来越突出。据相关数据统计，中国每年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数量超过300万人，是美国的五倍，而研发人员薪资仅为美国的1/8左右，这种“工程师红利”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人口红利的缺失，在过去十年推进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在劳动力市场上，当前呈现明显的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和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矛盾，一边是“用工荒”，高技能工人短缺；一边是大学生就业难。当前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要更多集中在劳动力资源优化和劳动力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上，充分挖掘人口质量红利，提升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性，助推产业链现代化。
第三，人口增长需要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建设生态文明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以占全球陆地1/15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占全球总数近1/5的人口，虽然总量上地大物博，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处于全球中低水平，生态脆弱区较多，因此人口增长需要特别注重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不能一味追求单一的人口数量高增长。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到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战略目标，需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注重人口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十四五”规划特别强调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目前我国正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借助分类精准施策，多措并举引导人口向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域适度集聚。
第四，人口老龄化不能仅靠增加新生人口来解决。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达 18.70%，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3.50%。这一方面源于20世纪50-70年代的高人口出生率，另一方面也与医疗技术进步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带来的人均寿命延长直接相关，目前我国平均预期寿命已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不到40岁，达到目前的77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老龄化问题，只能推迟和缓解问题。老龄化问题还需综合施策，借助延迟退休、完善社会保障以及优化劳动力结构等多维举措共同缓解。当前，我国面临社会福利制度建构较晚、养老支持体系仍显薄弱等挑战，需要加快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发展年金体系、建立灵活就业制度、调整法定退休年龄等。应推进积极老龄化，将低龄老年人口开发成人力资源，保障和改善老年人的民生，健全养老服务、养老保障、老年健康支持体系；加快适老设施和环境改造，提高老年人的独立性和参与能力。
第五，对人口问题的关注要更多从人口数量增长转向人的全面发展。拓展人口质量红利，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强国，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人的全面发展能力是未来我国人口政策的基本目标导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健全面向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政策体系，促进共同参与、共享发展，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着力补齐重点人群发展短板，构建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保障妇女儿童、残疾人合法权益，实施贫困人口精准脱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尊重个人和家庭在人口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坚持权利义务对等，推动人口工作由主要依靠政府力量向政府、社会和公民多元共治转变。
编辑：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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