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破，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在中国向世界宣布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10个月后，202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碳达峰和碳中和工作进一步作出明确指示。
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吕建中认为：纠正运动式“减碳”，非常必要且及时。
自2020年9月下旬后，碳达峰碳中和在中国成为炙手可热的词汇，一些地方、企业空喊口号、蹭热度，也有的不顾当地实际、超越发展阶段搞一刀切的过度行动，给能源安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都带来了一定的隐患。
如果把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比作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过去10个月中，驾驶这辆汽车的很多“运动式减碳”司机，则表现得更像是一个个新手——要么猛打方向，把自己的减碳汽车拐入“脱离实际”的赛道上去；要么猛踩刹车，对高耗能项目搞“一刀切”关停；要么猛按喇叭，口号喊得震天响，出台一些不切实际的“乱规划”。
如何摆脱新手困境，在“双碳”道路上行稳致远？吕建中认为：答案就在“全国一盘棋”和“先立后破”中。
如何纠正运动式减碳？
吕建中认为：能源行业是落实碳减排的关键领域，也是运动式减碳苗头较为突出的领域。要纠正运动式减碳，做到全国一盘棋，还得从了解中国的能源特点开始考虑。
中国的资源禀赋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富煤缺油少气且分布不均衡、能源资源开发难度较大等几个方面。能源资源分布不均衡这一特点尤为突出。
首先，能源资源赋存不均衡意味着各个省份的起跑线是不同的，对应的措施应尊重差异、因地制宜。
譬如陕西、山西、内蒙古这几个省区的煤炭产能基本上达到了全国的70%，主要为华北、华东地区输送，煤炭、油气以及电力，如果对这几个省区和东部沿海省份采用相同的计算方式，把原料煤和燃料煤都计入能耗总量，明显不公平。还有些地区将石化产业纳入“两高一资”领域，一刀切地关停，伤及到了产业的“筋骨”。
在绿色低碳这条路上，我们已有过“一刀切”后的教训。2017年，为执行最新“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方案，京津冀“2+26”城市开始进行气代煤、煤改电等工作。但由于没有提前做好规划，天然气预估用量不足，导致供暖季开始后，一些地区无气可供、无暖可取。
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认识到“双碳”是宏观层面的议题，要求全国统筹协调、综合平衡，而不是每个地方、行业、企业都要整齐划一地碳达峰、碳中和。中央层面要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紧扣目标分解任务，指导和督促地方及重点领域、行业、企业科学设置目标、制定行动方案，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等方案。
其次，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是要逐步提高能耗比例和使用效率。先立后破，最终强调的还是存量和增量的平衡。
欧美发达国家从碳排放达峰到承诺的碳中和之间，所用时间要比中国长得多（多在40-60年之间），而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之间只有30年的时间，任务更重、挑战更大。
2020年全球一次能源占比的平均数据显示，石油、天然气、煤炭比较均衡，分别约为31%、25%、27%；而在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仍然高达56%，石油和天然气仅分别占19.0%和8.3%。我们要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将煤炭使用率降下来，一是要利用好天然气，二是要提升新能源的使用率。
在世界能源转型发展历程中，继煤炭时代、石油时代之后，客观上存在一个天然气时代，而且天然气是通向低碳未来的“桥梁”，可以成为可再生能源的 “友好伙伴”。作为一种安全便捷、高热低碳的清洁能源，天然气可以更好地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提升新能源的使用率，不能简单地直接用天然气或者可再生能源去替代煤电，而是要让新能源经历从补充、替代到主体的变化；同时煤炭也将需要经历从基础能源到保障能源，再到支撑能源的定位变化。
目前看来，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还根本离不开煤炭的“压舱石”作用。
2020年全年，新能源装机比占全国的24%，将近四分之一的比例，但它们只提供了全社会9.5%的用电量，而且是在火电调峰“保驾护航”、电网优先并网消纳等政策的支持下实现的。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
大家知道，新能源发电的最大问题是间歇性、不稳定，储能跟不上。白天的太阳能很充足，可夏季用电高峰多出现在晚间，光伏出力几乎为0；水电也很清洁，可冬天的水源大多处在枯水期。
数据表明，“十四五”期间，煤电的调峰任务仍然艰巨，石油天然气仍要继续发挥工业血液的作用。所以，国家在7月、8月份连续召开会议、下发文件，要“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要“全力以赴做好煤炭增产增供”，要“鼓励符合条件的煤矿核增煤炭产能”。吕建中认为，这充分体现了保障能源安全是推进实现双碳目标的底线，而稳住煤碳、油气等主体能源供应又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
所以，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去煤化”和“煤炭直接退出”来设计中国的能源转型。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和电力运行规律，以“清洁、高效、灵活、兜底”为方向，从“减存量、控增量”两方面入手，走“少新建、多改造、多延寿”的路子，主动减少无效供给。
加快能源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力抓手
在全球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大背景下，顺利实现 “双碳”目标，能源转型是关键，能源安全则是底线。
第一，有效控制对外依存度增长，加快实现能源转型。
目前，我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已达70%和45%，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就目前的情况看，大幅度提高天然气利用规模，也可能带来对外依存度的继续上升及其风险，比如管道运输存在进口来源地动荡、运输通道受阻，特别是市场供需、价格受季节性波动幅度巨大的风险等。
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与石油、天然气相比，最大优势就是不受地域的限制，安全系数高，就地取材、就地消耗，能够很好地抵消油气对外依存度过高的隐患，但它们普遍存在间歇性强、不稳定性高，能量密度低的问题。
对此，吕建中的建议是：要继续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增强自主供能力，并扩大储备能力；多措并举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推广先进燃煤发电技术。同时，严格控制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消费，大力压减高耗能高碳排放能源消费，严格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不断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减碳水平。合理控制石油消费增速，科学优化天然气消费结构。
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全面推进能源转型以及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有序替代，加快构建本土化、区域化的可再生能源供应体系。积极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强源网荷储协同发展，推动风光互补、水火互济等多能互补，切实提升电力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
第二，尊重经济规律，发挥好“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的双重作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全球经济呈现颓势，几乎所有行业受到打击。但也是在2020年，欧洲电动汽车销量大幅增长，交出了一份相当不错的成绩单。这是因为欧洲实现了扶持电动汽车的财政税收优惠和限制碳排放政策。
欧洲的实践表明，有形的手、无形的手要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目前还是政策法规这只有形的手推动力更大。要继续深化能源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体制机制改革，依靠市场开放和竞争这只无形的手，例如碳排放交易市场，增强能源供应的多样性、灵活性，降低社会用能价格和成本。
7月16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上线，目前看来总体运营比较平稳，碳价开始对绿色低碳转型发挥“无形的手”的调节作用。吕建中认为，建立全国性碳交易市场，不等于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价，应考虑到中西部能源生产、输出地区与东部能源消费、输入地区存在着功能定位、产业布局等方面的较大不同，处理好全国性碳市场与地区性碳配额之间的关系，尽可能反映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碳减排机会成本上的差异。
第三，创新始终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驱动力量。
创新能够打破“边界”，融通各个领域，促进技术和应用向着更高效率、更低成本的方向发展，解决目前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的诸多矛盾。
例如，风能、光伏、氢能等新能源及电动汽车领域的技术创新，已经使其发展成本持续降低，新能源项目在效益上初步具备与传统油气项目的竞争力。氢能可快速补充电网调峰填谷的需要，通过建设电动汽车充放储一体化电站，让电动汽车广泛参与电网削峰填谷，从而提高电网接纳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能力和运行效率。
中国的新能源发展还面临着不少技术难题，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因此，应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技术研发创新的资金投入，力争成为新能源原创技术策源地和发展高地。
数字化智能技术的应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产业、企业、技术、管理等方面一系列重大变革。在数字世界里，人们可以发现大量新的逻辑关系。在能源转型的情景下，能源系统正酝酿着从统一到分散、从封闭到开放的变革，未来的能源世界将会出现大量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系统、数字化能源协同运行系统。能源领域的创新不再是某种线性的或机械的过程，而是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崛起、跨界投资合作、风投资本渗透，形成整个经济社会诸多方面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
在数字化的平台上，各类能源创新主体利用连接、整合的思维创造更大的价值，通过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建立扁平化、专业化、灵活敏捷的运营架构，创造更多价值连接，优化能源技术资源配置，提高技术创新效率。
数字化智能技术的应用，让“串联”变为“并联”，避免重复劳动，提高效率，提高各环节的参与度，同时，创新与智能化、数字化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例如，通过大力推动多种能源协同、清洁发展，集中与分布式能源并举，供应与消费集成，公共电网与终端微电网、局域电网相互支持，发电与用户需求双向响应，共同构建现代能源系统。
不同技术类型的储能可共同解决能源系统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平衡问题，部分刚需场景的储能经济性不再成为储能发展的限制因素。
人类在数字化技术上的创新，为自己脱离碳困扰，书写了更多可能与想象空间。
编辑：周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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