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北京8月27日电（分析师黎轲 朱嘉林 郭桢）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1.84%，较2018年继续下降1.34个百分点。横向看，我国的外贸依存度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是偏低的。未来，随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逐步构建，我国外贸依存度有望进一步下行。
从地区层面来看，广东、浙江、江苏三省外贸依赖较高，受疫情影响更大，疫情冲击经济的持续时间也将更长。我们认为，为降低地区经济风险，外贸依赖较高的省份应将自身的外贸依赖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之内，且应优先选择外贸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作为自己的长期贸易伙伴。
从行业层面来看，计算机通信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皮革鞋类、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橡胶和塑料制品、通用设备制造等六行业的出口风险较高。我们认为，为降低行业风险，可出台针对具体行业的扶助政策，强化企业存续能力；同时，需充分激发国内市场活力，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不利影响。
一、现阶段外部贸易环境不确定因素增多
2020年伊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我国经济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
对我国对外贸易而言，现阶段的外部环境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方面，世界经济遭受较大冲击，外部需求趋于疲弱。疫情冲击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先后出现经济停摆，世界经济下滑的幅度已大大超过2008-2009年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冲击。世界银行6月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萎缩5.2%。其中，发达经济体经济将收缩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下滑2.5%。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全球经济往来，导致国际贸易迅速萎缩。联合国贸发6月会议预测，全球贸易二季度可能骤降27%，全年萎缩约20%，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情况也都创下了多年来的最大跌幅。根据WTO的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或将出现13%-32%的萎缩。
另一方面，我国外部发展环境趋于紧张。当前民粹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势力抬头，我国在地缘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科技等多个领域均面临外部打压。
众所周知，出口是我国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根据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测算，20世纪90年代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弹性约为0.1，即出口每增长10%可促进国内经济增长1%。现阶段，一般贸易占比为57.8%，高于90年代均值47.3%，考虑到一般贸易对国内增长的带动高于加工贸易，因此当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可能接近或略高于90年代水平。
“中国出口”一直是产业界一张响亮的名片，出口是吸纳就业和创造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六稳”“六保”明确要求稳住外贸基本盘。在此之中，稳住出口基本盘尤为重要，稳住了出口，也就稳住了就业，也稳住了基本外汇收入。在外贸环境错综复杂、形势严峻的当下，客观评估我国各层面、各领域的出口风险敞口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未来我国外贸依赖程度有望继续减弱
2019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31.54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GDP）99.09万亿元，年度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GDP）为31.84%，较2018年继续下降1.34个百分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对外贸易呈快速增长。伴随着外贸的增长，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整体而言，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是1985-1991年，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出口缓慢增长。1985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22.7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8.89%，进口依存度为13.82%。1991年，中国外贸依存度达到32.84%，首次超过30%。而在1990年，出口依存度达到15.82%，高于进口依存度的13.64%，中国出口依存度首次实现对进口依存度的赶超。在此之前，由于国内资源紧缺和大量技术设备的进口，进口依存度连续多年高于出口依存度。
第二个阶段是1992-2000年，在这一阶段，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使出口额年均增长达到12.4%，远高于中国年均GDP增速的8.8%。劳动密集型产业崛起，加工贸易的开展，使出口快速增长，出口依存度整体高于进口依存度，推动外贸稳步上升。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于1994年突破40%，达到41.91%。1997-1999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虽有所滑落，但于2000年再次回升至39.16%。
第三个阶段是2001年至今。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深，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用日益显著。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万亿美元大关，超过日本，位列世界第三位。彼时，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和世界贸易的增速。此后，中国外贸依存度快速升高。2003年突破50%至51.29%，2005年越过60%至62.42%，2006年更是站上64.24%的历史高点。此后，受我国经济转型、内外需结构调整、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等多因素影响，2007年开始我国外贸依存度逐步回落，2007年为61.8%，到2015年已回落至35.64%。
纵向看，1985-2006年是中国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期。1991年外贸依存度首次触及30%，此后一路高歌猛进，1994年突破了40%，2003年攻克了50%，2006年更站上64.24%的高点。这段时期，是中国外贸依存度的高速上升期。
从2007年开始，中国外贸依存度进入下降区间。从2006年历史高点的64.24%逐年下行，2007、2008、2009年分别为61.80%、56.36%、43.23%，2010年有所抬头，而2011年又恢复下行趋势回落至48.45%，2019年则已经下滑至31.84%，距离三十年前的1990年的29.46%，仅一步之遥。
横向看，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水平在主要经济体中是偏低的。2019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31.84%，低于德国（70.82%）、韩国（63.66%）、法国（44.97%）、俄罗斯（39.18%）、澳大利亚（34.90%）等国家，但高于日本（28.07%）和美国（19.32%）。未来，随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逐步构建，我国外贸依存度有望进一步下行。
三、广东、浙江、江苏三地的出口风险较高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众多，不同地区间的外贸发展程度也有着巨大差异。2020年，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使得原本就因全球经济下行而较为低迷的国际贸易发展进一步雪上加霜。对于国内部分外贸依赖程度较高的省份而言，国际贸易环境疲弱将对地区经济形成较为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我们测算了国内各省份的外需敞口，将地区外贸依存度（地区外贸依存度=地区进出口总额/地区GDP）作为外需敞口的代理指标。通过测算，2019年我国各省份出口依存度高于中国整体水平（31.84%）的共有三个，分别是广东、浙江、江苏，其出口依存度分别为66.35%、49.45%、43.54%。2019年，上述三省的进出口总额为14.56万亿元，占当年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6.18%。
由此可以看出，广东、浙江、江苏等三省份的外贸依赖较高，受疫情影响更大，疫情冲击经济的持续时间也将更长。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相关研究揭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区的出口发展态势具有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内蒙古、甘肃、贵州、西藏等经济规模较小的省份受疫情影响也较小，能更快地从疫情中修复。
另一方面，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省份普遍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型的地区，其过剩的生产力需通过对外贸易输出和消化。同时，为了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就必须通过不断调整政策、税率、汇率、利润等经营策略，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而现阶段，国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国际贸易环境趋于复杂和严峻，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省份将面临更大的外贸发展压力，需根据外贸环境和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发展策略。
从出口目的地来看，各地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整体类似，其中，美国均位列三省份的前三强。美国分别为广东、浙江、江苏三省份的第二大、第一大、第一大出口国家，对美出口占三省总出口比重分别为17.07%、22.58%、17.98%。
然而，随着中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未来对美出口或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这对高外贸依赖的三省份将较为不利，须尽早做出相应市场策略调整。
近年来，中美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政府在大范围制造贸易摩擦、挑起贸易争端的同时，更对我国加强了技术封锁，给我国现阶段的经济与科技发展制造阻碍，如近期的TikTok风波等。与美国不同的是，同为西方发达国家阵营的德国，在对待华为、TikTok等事件时的态度却更为温和，这与德国作为高外贸依赖国家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数据显示，2019年，德国与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分别是70.82%、19.32%，显然，德国对国际贸易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美国。这反映出，不同外贸依赖程度的国家进行国际战略博弈时，拥有较强国内市场、具有较低外贸依赖的国家将处于优势地位。
具体到中国各省份，在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世界经济贸易形势时，各省份应该将自身对外贸的依赖控制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之内，且应优先选择外贸依赖程度较高的国家作为自己的长期贸易伙伴。
四、六行业出口风险值得关注
从中国出口的行业分布来看，制造业现为中国出口行业的绝对龙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出口的行业结构中，制造业、农业、采矿业、其他行业出口占比分别约为93.5%、3%、2%、1%。自2015年以来，制造业出口占比均在92%以上。
我们测算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下制造业的31个子行业的外需敞口，将行业外贸依存度（行业外贸依存度=出口交货值/行业规模）作为其外需敞口指标。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我们遵循既有研究思路，对“纺织业、纺织服装和服饰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进行了行业合并，以“纺织服装皮革鞋类”科目做统一处理。鉴于行业总产值数据不再公布，我们将行业的营业收入作为行业规模的代理指标。
我们发现，在营业收入较高的行业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皮革鞋类行业的外需敞口较大。2019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规模为113717.60亿元，出口依赖度为49.29%，外需敞口最大，远超其他各个行业。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对海关总署公布的2019年商品贸易数据分析后发现，2019年我国出口金额前十大商品中，有九项属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合计占中国全年出口总额的16.2%。
纺织服装皮革鞋类尽管较早经历产业外迁，但敞口仍然较高，2019年该行业规模为51721.10亿元，行业外贸依存度为18.42%。其他营收较高且敞口较大的行业还包括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橡胶和塑料制品、通用设备制造等，行业外贸依存度分别为17.78%、17.48%、14.67%、14.31%。
部分行业出口风险暴露已初现端倪。电子产品是产业链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疫情引发的产业链受阻以及需求下降，抑制了行业景气度的修复。上半年，我国手机累计出口38641万台，出口数量累计同比下降11.8%；计算机与通信、计算机集成制造行业的累计出口金额也分别了下降1.7%、0.5%。
为应对外部需求侧的冲击，一方面，需充分激发内部市场活力。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和外贸环境趋弱带来的冲击，提高赤字率，发放消费券或以现金引导消费，完善中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支持中小微企业、加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经济冲击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对于外需敞口较大的制造业行业，如纺织服装、电子信息、电气机械等，可考虑出台针对具体行业的支持政策，强化企业存续能力。
外贸不确定性下的区域和行业风险排查.pdf
